做了33年售票员,他的车票里留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

方寸车票里,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,一段历史的革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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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2018年2月7日,康顺兴右手拿着现在使用的高铁票,左手拿着老火车票。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


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 编辑 胡杰 校对 陆爱英


2月10日,已经进入春运节奏。北京南站二楼出发大厅里的广播一遍遍报着时间车次,每天到发的200对列车,迎来送往。


聚集乘客最多的地方,是检票口、休息区以及112台自助取售票机处。与高客流量形成反差的是,即使是在春运高峰期,大厅里5个售票处,共45个人工售票窗口,平均每处排队不超过5人。


54岁的康顺兴照常在各售票处巡视。一身蓝黑色铁路制服,皮鞋擦得锃亮,右手拿着的对讲机里声音基本没断过。做了33年售票服务的康顺兴,精准地判断着各个售票区的供需关系。


▲2018年2月7日,北京南站售票窗口内,售票车间副主任康顺兴正在巡视。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


三十年间,火车售票从算盘、硬纸板票、变成了计算机、磁介质票、网络售卖自助取票、手机网站改签。


坐着小马扎、带着干粮、可丁可卯数着分角钱的买票人,经过了别着BB机,买本时刻表的90年代,抵达拖着拉杆箱,千里京沪一日还的日子。


康顺兴这一代老铁路人,也见证了高铁时代后十年技术迭代。


方寸车票里,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,一段历史的革变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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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烟盒纸抄录时刻表的年代


冬天一身双排扣苏式大翻领制服,夏天穿白底的确良双绿杠短袖衫、胸前缝着红底布金线绣着“售票员”仨字儿,那是1985年的康顺兴。四年军旅生涯,退伍后他进北京站端起了铁饭碗,这一端就留在了售票车间33年。


一张桌、一把椅、左右两侧各160小格置票柜,算盘吧嗒吧嗒一拨,有分有角,旅客拿钱,售票员卖票。日复一日,听起来机械单调,可故事却发生在了这一来一往之中。


“两张合肥。”对方是个小姑娘,军绿大衣背着军挎包,烫着大波浪头。一张北京去往合肥的票19.9元,80年代最大面值是10块钱——灰色的工农兵大团结人民币,小姑娘递了进来,四张10元叠在了一起。康顺兴手里的钱湿哒哒的,闻着有股刺鼻的醋精味儿,辣眼睛。他顺带聊着天,“您这钱什么味儿啊?”


“哦,我的钱福尔马林泡过的。”小姑娘在右安门二传(传染病医院)工作,发的工资自己都要用福尔马林泡一遍。


上世纪80年代生活水平不高,从北京到上海27.6元一张票,而康顺兴的月工资才30块出头。他曾收过另一种摸着潮湿的钱,是购票者从鞋底儿里抽出来的,担心买票路上把“巨款”丢了。


来买票的人,很多都是在家都数好了钱,分是分,角是角。“从那会儿起我们就有不成文的规定,报票价必须准确,9.9元的不能说成10元,旅客多一毛钱都没带着。”


“给我来一个靠窗的,4、5、9、0都行。”康顺兴一听,就知道买票的人是铁路上的常客。早年间,火车座位不按英文字母排列,座次号都是数字,尾号是4、5、9、0的就是临窗的位置。买票的老太太打开一个白色硬质的鞋盒,一溜钢崩儿顺着售票小窗口被倒了进去,康顺兴像逮蚂蚱一样赶忙按硬币,顺带捡几枚溜到地下的。扒拉一数,都是1分、2分、5分的,“统共27.6元,您一张毛票都没有啊?”“有啊,在我自个儿兜里呢,我留着方便花。”


硬币里,2分、5分钱的居多。康顺兴边数边和老太太唠嗑,原来老人家是卖冰棍的。那时候北京城里最畅销的冰棍,5分钱一个。


80、90年代,客运车次少,运能与运量矛盾突出。一到春运,人们骑着自行车赶到北京站买票,站里排满了人,进售票大厅得分流,每条队人挤人排到门口。自带马扎、硬纸板,坐在地上彻夜排队,等着凌晨12点放票。舍不得在外面买着吃的人,自带干粮和水。奢侈点儿的,买一包1毛多钱一袋的金花牌方便面。


除了在售票大厅里,聚集人最多的是站前广场。木头大黑板一字排开作公告栏,贴着毛笔写的白纸黑字临客表。人们盯着车次、票价、起止点,记性差的从兜里掏出只烟盒,撕平了,拿笔写上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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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板票到磁介质票


在上世纪80年代,最常见的车票是那种卡片式常备车票,俗称“硬板票”。长约4厘米、宽2厘米的小硬纸板。


▲几张80年代使用的“硬板票”。左:硬卧票;中上:特快的加快票;中下:普快的加快票;右上:客票硬座的特快票;右下:客票硬座的普快票。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


这种票卡是大批量预制的,印有发站、经由、到站、有效期、席别、等级、票价等信息。票面上以打压注明乘车日期,以盖章或贴纸的方式注明车次。如果发售对号车票,需要在车票上粘贴一张印有日期、车次、座号的小纸条。小纸条同样是预制的,和车上的座位一一对应,以此保证不会把座位卖错。


“如果旅客想买一张特快硬卧,必须先买一张普快硬座票,再附加一张硬卧票,还得要一张特快票,票价计算是三张累积的,三张硬版票必须都有,才能顺畅乘车。”康顺兴回忆,若是遇到中转乘车,最多时需要有4-5张票才可以乘坐,“我们叫这些是套票,售票员必须得打一手好算盘,业务纯熟,才能把票卖对了。”


那时的售票窗口高30厘米、宽20厘米左右,用三合板封着,售票员能看到的是从交付孔洞里伸进来的一只只手。


赶时间时,有时候一个窗口孔洞里伸进五六只手办理改签。一时难以确认车票应该给谁,康顺兴和同事们就开始在改签车票递来的同时,往旅客的手背上盖戳标记,找到盖了章的手,再把对应的票递过去。


一米八大高个儿的康顺兴,长着一双修长的手。在几米见方的售票区里拨拉算盘,抽叠车票,几十年的功夫,指面还存着老茧,手指却被锻炼得有力又灵活。最多时,康顺兴一天能卖500张票。当时工资按件计算,卖得越多挣得也多。在部队做了4年报务员,他熟稔莫斯电码,工作结束了,就和一同当过兵的同事用“滴滴答答滴滴答”的莫斯电码对话,比比谁一天卖得票多。


上世纪90年代,计算机联网售票开始了。键盘一敲,40秒即可压印出一张粉色纸质局域网票,比“硬板票”时期速度快了15倍。


2008年,蓝色磁制车票使用,2011年6月后,高铁/动车实名制售票,蓝色车票上清晰记录了旅客相关信息。“80年代,一个售票员一天售卖四五百张票,价值一万块左右;现在,一人一天卖出一两千张票,价值二十七八万。”出票速度比80年代售票快了约30倍。


10年之间,微信、支付宝、城际通被广泛使用,排在售票大厅里的队伍越来越短。据北京南站工作人员统计,80%的旅客通过网络购买火车票,传统窗口售票15%,电话、代售点、自动售票机售票占比5%。


▲2018年2月7日,北京南站,自助取(售)票机前,人们正在取票。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


技术推动着车票迭代,但春运票难买,自始至终都在考验着铁路售票者的服务意识。


康顺兴回忆,2000年左右,他在北京站当值班员时,经常会碰到被买票者围堵的情况。黑压压围了几圈人,骂声不断,人们排队一整天,夜晚0点刚放票却被告知票没了,“大家问我们把票卖给了谁,是不是给票贩子了?其实那会儿车次少,全北京同时段1000多台机子同时售票,可能一两分钟票就没了,春运期间是很紧张。”


现在,春运票相对以前,已经好买了很多。80%的旅客选择网络购票,在家就能买到火车票。人工售票处排着的三两人,更多是在办理临时改签。康顺兴所在的售票车间里,也抽调了员工在自助取售票处提供咨询帮助。每遇节假日,康顺兴和同事们都得预估网络取票占比,调整自动取票售票机器比例。“如果说十几年前是坐着就能把票卖了,考核计件,现在对我们来说考核的是服务。”


▲2018年2月7日,北京南站第3售票处办公区,墙上挂着党员售票员的“春运”承诺书。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


女儿康丹的印象里,爸爸一到节假日总是值班不在家。小时候春节初一去奶奶家,都是妈妈领着。“平时爸爸回家以后也不怎么爱说话,上一天班嘴巴说太多了。倒休的时候,经常在床上呼呼睡过去一整天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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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想到能变化这么快”


三十年间,票据、列车、车站都在改变,老康这批60年代生的人,却没怎么变。他说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。


当兵复员回来,他看穿牛仔裤的都不顺眼,觉得衣服就该是蓝色、绿色;家里电视一开,节目总是抗战电视连续剧,女儿问他“爸,这日本鬼子什么时候能打完?”;在火车站工作了33年,连其他车间都没换过,一直做售票;站里发的制服,他基本都留着,特别是几顶制服帽,康丹出嫁后空着的小屋,他挂在墙上一排;女儿上班时给她的第一句告诫是:多听师傅的话、打点水勤快点儿、多学学艺不压身。


▲2018年2月7日,北京南站第3售票处办公区,墙上挂着售票员的制服礼帽。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


老康觉着,早年售票员的工作,有点手艺人的样子。除了卖“硬板票”套票时要手熟麻利,算盘打得顺溜,每个售票员都要会画线路图,京沪、京广、包兰、陇海……精准到每个票价阶梯结算站站点都得清楚。


那时的北京站,是个大招牌,“90年代在里面工作,觉得建筑宏伟大气”,站内进驻的商铺都是有档次的,卖名人字画的、卖保温杯、皮包的,“烧饼茶叶蛋之类的根本进不去。”


时刻表一摞100本,一天能卖出去2000本,人们不光自己买,还给亲戚邻居捎一份。


在北京站内工作过的老员工,都成了业务娴熟的骨干。每有新站落成,都会抽调一部分人去做筹备。“1996年1月的时候,北京西站建好了,当时是谁家离西站近谁过去,以西单菜市口为界。”2008年4月,康顺兴被正式调至北京南站,行李房、客运、售票、清洁等每个部门的业务骨干组建南站筹备组。


南站从“周边都是村子、进站像进菜市场”一样的永定门火车站,变成了北京城面积最大、接发车次最多的火车站。


“2008年4月到南站时,全是建筑工地脚手架。施工的人等着我们确定售票窗台要做多高、桌子做多大。”从人员配置、轮班方案到皮筋、图章、曲别针、捆钱的纸条数目,每一项都需要老康和同事们确定下来。那段时间,老康几乎没睡过整觉,一个人骑辆自行车,凌晨三四点从站里返家。8月1日南站落成剪彩的前一天晚上,老康们一夜突击拆脚手架、安置保险柜、加封钢板、打扫卫生。


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晚,“没想到能变化这么快”。


如今,康顺兴是北京南站售票车间的副主任,胸前挂着姓名牌,统管南站5个售票处。老康说话惯用“您”开头,接起电话一口一句“哥们儿”“好,麻烦了”。


“我们时不时见到投诉的,旅客不满意了就找负责人,我们都得出去挨骂沟通缓解矛盾。”与老康共事了20多年的朱凤云说,售票做的年头长了,有棱有角的性子也都被磨平了。


一代售票人承接着传统,又不断迎接时代新生产物。售票处渐渐加了pos机、微信支付宝扫描枪,售票人员在精简,窗口人员向自动售票服务处转移。


“想过有一天,铁路售票员成为历史,人工售票会彻底被机器取代吗?”记者问。


“这是我的一摊儿,我就要做好。真到那天,哪怕让我们去检票、去站台接送都行。”老康说。


值班编辑 张一对儿 一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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